中国历史上，清官廉吏不绝于史，但有一个人比较特殊，连皇上都认为他“清慎太过”，降旨责备，诏谕其适当纳贿。他就是唐德宗李适时期的宰相陆贽。

陆贽（754年-805年），字敬舆，唐朝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进士出身，屡官监察御史、翰林学士、兵部侍郎，以中书侍郎同门下平章事拜为宰相。他针对当时的实际，在政治、经济、军事、民生、吏治、人才等多方面，提出过许多有效、正确、进步的主张和建议，是唐朝中期卓越的政治家。他更是勇斗奸佞，并以清慎闻名于世。

陆贽曾拜访名重一时的寿州（今安徽寿县）刺史张镒。交谈了几天后，张镒非常看中陆贽，就想与他结为忘年交。临别辞行时，张镒赠给陆贽百万钱，并说：“就算是给老夫人的一点供养费。”陆贽却婉言谢绝，分文不受。后来，陆贽的母亲去世，持丧洛阳，朝野上下，无不送礼，“四方赙遗数百万”，他同样一无所受。

当时，官场风气十分腐败，贿赂公行。藩镇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常以重贿结交近臣。对陆贽这样的高官近臣，馈赠更勤。重到金银财货，轻到鞭靴细小，凡是能送的，都送上门来。陆贽却杜绝私交，一概不收。他的清白、清高及其改变时俗的良苦用心，遭到一些无耻之徒的攻击，说他沽名钓誉，影响了上下左右的关系。唐德宗也觉得他这样“苛求”自己，有点过分，还下密旨，责备他“清慎太过，诸多馈赠，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指示他“如不接受贵重礼物，细小物品如鞭靴之类，受亦无妨”。

但是，陆贽坚持道：“公卿大臣、方岳连帅之间，绝不是靠纳贿才能致诚。相反，贿赂只能开启人们的贪欲之心，影响相互间的正常交往，违背和败坏法律制度。”他认为，拒贿应该防微杜渐，指出，凡索受贿赂，“利之小者，必害于大。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布帛；布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日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结果，由小到大，贪得无厌，“货贿上行，则赏罚之柄失；贪求下布，则廉耻之道衰。善恶不分，功过不辨，以贿赂多少，为课绩之轻重，法制沦丧，吏道败坏”。

陆贽还认为，人之行贿，并非所愿，只是行之有利，不行有虑。因此，要肃清贿风，首先要从上面做起。他说：“上之所为，以导下也。上之不为，以检下也。”所以，为上者率先垂范，下面才能廉洁守法。上不为而下为之，才可以设严防，置明辟，以法治之。为此，他力谏德宗，要“贵德贱财，训人以尊让，示人以不贪，始于朝廷而行于郡国，使廉洁之风渐广，侵渔之害不萌”。并大声疾呼：“伤风害理，莫大于私。暴物残民，莫大于贿。”

陆贽敢于直言，不惧权势。当宰相前如此，当宰相后更是“不敢自顾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剀拂帝短，恳到深切”。

唐德宗因内乱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后建了两个私人仓库——琼林、大盈，存放各地进贡的财物。陆贽却上疏坚决反对，认为国君应该树立俭约廉洁之风，如果国君本人“荡心侈欲”，其结果必然是“侈风教而乱邦家”，而且“终以饵寇”。他建议“悉出以赐有功”，即将库中所存都赏赐给有功的将士，“散小储成大储，捐小宝固大宝也”。

当时，掌管户部度支事务的大臣裴延龄是个妄诞小人。他千方百计地剥夺民财，供唐德宗挥霍，搞得百姓怨声载道。由于他是皇帝的宠臣，满朝文武都敢怒不敢言。宰相陆贽却列举他的七大罪状，写成了《论裴延龄奸蠹书》，直呈唐德宗。

陆贽终于惹怒了唐德宗，又得罪了权臣，被罢相，被贬到偏远的忠州（今重庆忠县）任别驾，并卒于任上。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