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从南昌移到岩寺集中和点验，在一座典型徽派风格的祠堂里，办起了一个拥有五十张床位的休养所，前来看病的人不光是新四军战士，还有当地的百姓。

　　那里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名叫作汪五婆的孤老太太患了肺气肿，无钱就医，叶挺听说此事，就派军医上门。汪五婆康复后，含着泪说：“叶挺军长真好啊，要不是他，我早就入土了，骨头恐怕也烂成泥了!”像汪五婆这样的百姓绝不是一个，叶挺的这一做法，成为了新四军医务工作的传统。军民的鱼水情，通过救死扶伤交融，让共产党和广大群众血脉相连。曾被任命为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的崔义田曾回忆，战争情况下，伤病员分散在老百姓家中，有医务人员分村包干进行巡回治疗，需手术者，也在居民家进行，根据地群众不仅仅为新四军掩护伤员，还帮助解决医药问题，并提供医疗场所。

　　这种深厚的情感一直在延续。随着新四军部从岩寺迁至土塘，又进驻云岭，新四军终于建立了最早的医院。宫乃泉担任前方医院院长，崔义田担任后方医院院长。前方医院170张床位，后方医院200张床位，均设有门诊部、化验室、手术室、X光室、药房，以及用竹筒作管道的淋浴室等。这是让作家史沫特莱感到惊奇的医院。令她赞叹不已的，绝不仅仅是硬件措施，而是其中的医生和护士的精心护理以及医护人员与伤病员的深厚感情。“真了不起!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好的军医院!这是世界上少见的伤兵医院!

　　没有执着的信念，就无法克服路上的艰难险阻。然而，就在中华民族全力抗战之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遭遇重创后，于1941年在盐城重建军部，又随着日寇的残酷扫荡，迁至盱眙县黄花塘、千棵柳等地，医院一路跟随，还创办了创办新四军军医学校，培养了大量人才。

　　抗战胜利后，根据季海萍老人回忆，医院驻扎在淮阴一所很大的红房子教会医院里，只是落脚不久，因国民党的大举进攻，新四军军部再次北移山东临沂，并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1946年12月，为争取国际援助，新四军卫生部直属医院改名为华东国际和平医院，新四军军医学校更名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在山东省沂水县李家河北的略疃村。同期，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同仁会济南医院，并将其改名为山东省立医院。在沂水的华东国际和平医院则成为了华东解放区的医疗中心。也是人民真心热爱的。医院的房子不够用时，老百姓这家出木料，那家出泥灰，为医院建造房屋。莱芜战役后，华东国际和平医院随军区卫生部转移，辗转数地。解放胶东后，他们组成一百四十多人的鲁中防疫大队，赴临朐、沂北、沂中各县疫区抢救灾区群众，进行的回归热、恶性疟疾、痢疾等疫病的防治工作，共救治七千余名病人。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华东国际和平医院离火线最短距离只有1.5公里。当时，医院利用全部医疗技术力量和设备，采取多种治疗措施，积极救治伤员。那是解放军的一个经典战役，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十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因此，战争也异常激烈、残酷，每天，都有大量伤员从前线抬下来。八个昼夜，华东国际和平医院的医护人员轮番工作，手术一刻不停。与此同时，解放军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外围消毒后，从今天的解放阁划开济南，这座城迎来了解放的那一刻。

　　1948年11月19日，济南的经五纬七路的一所大院门口，同时挂起了两块牌子，一块写着“山东省立医院”，另一块写“华东国际和平医院”。同时，这里还是白求恩医学院的教学医院，由宫乃泉兼任院长，张祥任副院长。

　　无论是对1897年的那几名济南民房里的德国传教士，还是对1938年，南昌筷子巷里的新四军第一个诊所里忙碌的医生来说，这一刻，都无比有意义。

　　这个济南人都熟悉的地址，看似岿然不动，却有一段如此漫长的路。南昌、岩寺、土塘、云岭、盐城、黄花塘、千棵柳、淮阴、临沂、胶东、济南，每一个地址都留下了红色的足印，感动并激励了无数人前行。那段红色的历史如一束光，照进今天的现实，照亮未来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