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在我国肿瘤防治工作持续推进的当下，综合医院肿瘤中心在诊疗服务、学科建设、患者保障等方面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职能，其建设水平直接影响区域肿瘤诊疗同质化程度与患者生存质量，关系着“健康中国2030”癌症防治行动目标的实现。

　　为推动肿瘤诊疗规范化、同质化发展，促进综合医院肿瘤中心优化服务模式、提升专科能力，健康报官方微信开设“综合医院肿瘤中心高质量建设”专栏。专栏旨在通过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医院管理者、临床专家、患者的深度对话，发掘和展示具有代表性、可推广的综合医院肿瘤中心建设经验，促进综合医院肿瘤中心建设与运营经验的专业化呈现与行业共享。

　　1996年，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肿瘤科建科时，科室只有寥寥数人、20余张床位；30年后，它已是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国家癌症中心肺癌与食管癌规范诊疗质量控制试点单位、国家肿瘤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是山东省肿瘤专科区域医疗中心、山东省肿瘤临床重点专科，也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和山东大学肿瘤学硕士、博士学位点。

　　带领这支队伍的，是医院肿瘤研究治疗中心主任杨哲。从事恶性肿瘤临床放射治疗近30年间，杨哲先后获得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省医工匠”等称号。

　　从“省级标杆”到冲刺“国家队”，一家综合医院究竟该怎样建好肿瘤学科？杨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杨哲（右二）带领团队查房

　　拆掉“技术分科”这堵墙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省立医院肿瘤学科曾经下设肿瘤放疗、肿瘤化疗、肿瘤微创三个亚专业——放疗专业的大夫只做放疗，化疗专业只管内科患者，微创专业只专注微创。这套分工运行多年，熟门熟路。

　　但杨哲从习以为常中嗅到了强烈的危机感，他认为：“这种按技术划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符合肿瘤学发展的方向和规律。”

　　他拿肺癌举例。过去，医生可以只根据鳞癌、腺癌、小细胞肺癌等病理类型给患者制定治疗方案，而现在却不行了。除了病理类型，还要知道是否有基因突变、哪种基因突变以及肿瘤突变负荷（TMB）状态等生物信息。

　　以肺癌中最常见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来说，约三分之一可能存在这一基因突变，治疗它的有第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物，而其中第三代药物中就包含七八种药品。“随着医学的进步，近些年不仅治疗药物多、方法多、策略多，连治疗理念都在不断更新。此外，以往各专业的分科诊疗，大多是本专业手段无法解决病情时，才会考虑联合其他科室诊疗，但这时可能已错失了最佳的时机。不推行专病化诊疗模式，就跟不上医学发展的速度。”杨哲说。

　　2025年，在院领导的支持下，肿瘤中心开始调整架构，确立以专病化为方向。今年1月，乳腺病区与胃肠肿瘤病区率先实现专病化，迈出第一步。杨哲告诉记者，未来，中心按病种设立的专病病区将达到6个，患者的综合治疗方案，全部由病区通过联合诊疗模式制定并落地实施。

　　打破原有科室格局并非没有代价。医生要走出熟悉的工作舒适区，将精力重新聚焦于单一病种。但杨哲看重的恰恰是“专”的价值：“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有‘专’了，才能‘精’，才能站上学科前沿，才能在对应病种上形成优势，临床和科研才能真正并重。”

　　改革很快有了回响。中心申报的“整合创新——开启百年老院肿瘤中心发展的快车道”案例，在全国100多家综合医院参与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获评全国综合医院肿瘤中心建设优秀案例征集项目“战略与实施管理”典型案例。

　　床位多了，技术难度没有被稀释

　　杨哲注意到的第一个变化是，病区扩大、床位增加之后，床位使用率明显提升，这说明医院的服务能力实实在在增强了。

　　专病化到底对不对？数据给出了回答。

　　医院的治疗难度系数并没有因扩床而被稀释，用于衡量收治病例平均技术难度的病例组合指数（CMI）提升了3.4%。“扩容的是床位，提升的是难度。这说明路子走对了。”杨哲说。

　　数字背后，是两个已经成型的专病病区。奥体院区二病区（乳腺病区）是省内省级综合医院中唯一专注于乳腺肿瘤内科治疗和全病程管理的临床专科，下设内科、介入、放疗、康复与心理支持四个亚组，形成“预防—诊断—治疗—康复—随访”全流程闭环。中心院区三病区（消化肿瘤病区）自成立以来，已累计主持国家级课题5项、省级课题13项，发表《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50余篇，并承接60余项全球、全国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临床试验。

　　杨哲对坐标位置看得很清楚：“中心现在还叫‘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我们要用三年建设周期，把中心从‘省级标杆’冲刺成‘国家队’。从省队到国家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个解决“看得见”，一个解决“打得准”

　　专病化之外，杨哲反复强调一件事：一个学科必须有自己的特色技术和核心竞争力。他最关心的，是两个既属科研课题、又要解决临床问题的方向。

　　第一个研究方向是循环肿瘤细胞（CTC）。目前肿瘤的临床分期主要基于影像学检查，但这种分期并不精准。有患者手术后几个月就出现转移，其主要原因还是分期不准确，潜在的、小的病灶影像学不能发现或不能确诊。影像学上不能发现超出其分辨能力的肿瘤，这正是其短板。肿瘤转移最主要的来源正是循环肿瘤细胞：血液里有了肿瘤细胞，随血流到达哪个部位种植下来，就有可能形成转移灶。

　　“影像看不到的，血液能看到。”杨哲要攻克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定性，血液里到底有没有CTC；二是定量，血液里有多少CTC。以前的检测手段做不到精准地把循环肿瘤细胞挑出来，这是“卡脖子”难题。杨哲期待，争取先在CTC检测技术上取得突破，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平台，形成从精准诊断到指导干预的闭环。

　　第二个研究方向是类器官。杨哲指出，类器官要解决的是治疗敏感性。即，用化疗药、靶向药、免疫药之前，能不能先预测敏不敏感？类器官就是模仿人体器官功能，把肿瘤细胞在体外培养成“替身”，再加入药物观察其反应程度。“别让患者多花钱、多受罪，还把有效治疗的时间耽误了，这就是类器官的意义。”杨哲说。目前，中心已获批济南市干细胞与类器官研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并参编《肿瘤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技术要求》等团体标准。

　　一个解决诊断，一个解决治疗。杨哲的目标是把这两项技术打造成熟，让它们成为中心的核心竞争力。

　　让科研从病房里“长”出来

　　近三年间，中心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78篇，其中影响因子35.9分的一篇文章登上《柳叶刀·肿瘤学》，另有10分以上论文11篇、《期刊引证报告》（JCR）第一四分位论文25篇；获批国家级课题12项、省部级课题32项，科研总经费超千万元。

　　对于医院的科研主题从哪里来的问题，杨哲的回答很干脆：“我们认为医生做科研一定是从临床来，从临床的难题中来。临床工作中出现的难题，从机制上明确原因、从方法和手段上解决它，形成体系，这个临床科研就成了，切实服务患者、服务临床，这样的成果才真正有意义。”

　　杨哲指出，培养临床和科研能力俱佳的人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杨哲把人才成长看作一个闭环：平台—项目—人才—成果，再回到人才。有平台、有项目，就有产出；有产出，就有成果；有成果，人才自然涌现。目前，中心已梳理出科研上有前景的中青年人才梯队，将其与科研岗设置结合，以期在3至5年内培养多名科研型博士生导师。

　　搭好天线，也要打好地基

　　冲刺“国家队”，既要向上对标，也要向下扎根。

　　近年来，中心牵头建立了覆盖全省数十家医疗机构的肿瘤专科联盟。杨哲给联盟定了条硬规矩：“召开一次会议必须解决至少一个实际问题。”比如近期联盟会议聚焦肺癌，内容必须包含三个部分：肺癌诊疗的规范、肺癌诊疗的新进展、肺癌诊治的难点。除此之外，他还主张要拿出真正的疑难病例，让联盟单位与省立医院的MDT团队面对面讨论。

　　“如果讨论一个病例需要胸外科，就把胸外科专家请到现场，需要影像科、病理科，需要穿刺专家，就一个一个请到现场，不搞客套，大家坐下来一起把‘这个患者该怎么办’研究清楚。我希望通过联盟，带领地市级、县级医院切切实实提高肿瘤的诊治水平。”杨哲说。

　　这种“沉下去”的能力，也正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的题中之义。2026年，中心的建设任务明确要求：新开展肿瘤诊疗新技术、新项目不少于3项，建成专病病区不少于1个，肿瘤患者平均住院日下降超5%，远程会诊年例数不少于100例，高层次领军与青年人才新增不少于2名。

　　从最初简陋的病房，到今天的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从“放疗科只会放疗”的技术分割，到“专病专治、精准施策”的病区重构，省立医院肿瘤学科这三十年给出的答案，其实并不玄奥。综合医院办肿瘤学科，优势不在于单项技术有多么锋利，而在于能把内科、外科、放疗、影像、病理等专业捏成一个拳头，让科室围着患者转，而不是患者围着科室转。

　　谈到理想中肿瘤学科的模样，杨哲满眼的期望与信心：“肿瘤学科的未来，是在精准医学指导下的个体化治疗，让每一位肿瘤患者都能得到最适合、最安全、最有效的诊疗。”